一提到腐败，大家都痛心疾首。自2000年以来，官场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亚腐败”。亚腐败是指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亚腐败危害并不亚于腐败，亚腐败可以发生质变直达腐败。
防治亚腐败，首要是把握住个人嗜好的度；防治亚腐败，关键是加强对掌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亚腐败的表现有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等。“亚腐败”实际上是一些党员干部作风不良的表现，是诱发严重腐败行为的温床，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课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防微杜渐，不断增强自身的免疫力。通过“体检”，对“健康状况”良好的，经常打打预防针，可以增强其“免疫能力”；对有“小毛病”、“常见病”的，有的放矢地对症下药，可以防止其“病情”恶化，促使其早日“康复”；对“身患重病”的，及时进行“大手术”，该撤职的撤职，该查处的查处。唯此，这种见怪不怪的“亚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腐败分子打击力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群众不仅为中央的决心叫好，也更加期待实现真正的天下大治。然而我们在欢呼之后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官员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奇特现象：出事之前，人人都是包公投胎；调查以后，个个胜过和珅转世。
难道所有的贪官腐败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吗？显然不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民众都会指责我们的监察体制。监察制度固然重要，但是靠监察制度来根治腐败，无异于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根除腐败，必须要从腐败的根源上下手，找对病因，才可以对症下药，以做到药到病除。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公务员的工资太低，无法维持日常的开支，那么请问，为什么建国初期相对落后的新中国很少有贪官污吏？当然，刘青山张子善的榜样作用不可忽视，可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领导人的治国理念起到了关键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对人才评判就是德与才。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厚才薄者谓之君子，才高德寡者谓之小人，无才无德者谓之庸人。圣人是百年不遇的，可是人民对和平盛世的向往是永恒的，所以治国不能寄希望于圣人。那么，政府择人的标准是重其才还是重道德就决定了这个政府会不会得到民众拥护。建国初期，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他们素质相对偏低，但是都是人民从身边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人，所以，虽然他们能力有限，但是工作热忱很高，也很少会在经济上犯错误，因此当时的政府是深得民心，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然而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央政府需要有一些有才华的人出来搅动一池死水，于是，对人才的选择，也就渐渐的向重才能倾斜，甚至喊出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口号。当然，这个口号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进步意义，让那些尸位素食的人离开领导岗位，也让步入迟暮之年的国企焕发了新生。可是，骑马得天下不能骑马治天下，靠有才无德的“能人”冲击一下低速运转的社会是对的，可是把这些人当作救世主，就有些饮鸩止渴了。由于迷信以经济为中心，对一个人，甚至是一级政府的考量，都简单的用经济数值作为唯一指标，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才高德寡者身居高位，或者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以至于整个社会拜金主义横行，加剧了道德伦理的沦落。让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风行，让这样的人在政府里高谈阔论，让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接受膜拜，不发生贪污腐败，可能吗？所以说，国家兴旺，民族复兴，首先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须要整顿吏治，而整顿吏治，就要从公务员的德行抓起。经常性的为官员“查体”，杜绝“亚廉洁”这才是最彻底的办法。
亡羊补牢绝对不是好办法，在坚固的围墙也不能阻止那些已经混进羊群里的狼，只有把官员的财产状况、家属近况以及所有政绩都公之于众，才能让那些“亚廉洁”的道德先生无处遁形！随着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日益深入，惩治腐败官员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官场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然而，温家宝总理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要真正落实“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承诺，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创造便于人民群众监督的良好条件，营造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宽松社会环境。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当今社会，党员干部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自身“免疫力”不强，可能会不幸“染病”。要保护干部不被侵蚀，除了干部自身通过筑牢思想防线提高“免疫力”外，监督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个别人对监督的认识存在误区。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或存在违纪苗头，被组织找去谈话，就认为组织不信任、“无事找事”、“整人害人”。对待这样的同志，有的领导、同事，不是帮助其及时诊治毛病，改过自新，而是以“关心、爱护”的名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出主意想办法帮其掩盖错误、推卸责任、逃避处理，使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滑向深渊。
要确保监督到位，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结合当前开展的学习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加大廉政教育力度，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荣贪耻的意识。
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是惩治更重要还是预防更重要呢？本人认为，预防大于惩治。众所周知《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虽然扁鹊是最出名的，但不是医术最高的，医术最高的却是扁鹊的大哥，因为他能把病治愈在初始阶段。这个故事说明了：治腐和治病是一个道理，预防到位就不会得病，也不会腐败，但预防的过程是一个既费神又费力的过程，并且往往人们不会在意。那么，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有的人会说：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我不否认这个观点，这是在《实施纲要》的框架下的预防，因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改革是动力、惩处是手段。但我认为，最有效的预防腐败方式就是公开。从国家各部委的预算公开，到村务公开、基层站办所办事公开，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各级各部门都在探索公开的途径和有效方式。国家也正在积极探索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也在积极构建一些制度措施。通过公开，可以让群众更好地行使监督的权力，可以让一些存在腐败之心的干部就此止步，可以让人们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以让公权力在“阳光”下健康运行。但在公开的过程中，一定要动真格，对一些半公开、假公开、事后公开和不公开的，必须严惩不贷。
防治亚腐败，首要是把握住个人嗜好的度；防治亚腐败，关键是加强对掌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亚腐败的表现有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等。“亚腐败”实际上是一些党员干部作风不良的表现，是诱发严重腐败行为的温床，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课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防微杜渐，不断增强自身的免疫力。通过“体检”，对“健康状况”良好的，经常打打预防针，可以增强其“免疫能力”；对有“小毛病”、“常见病”的，有的放矢地对症下药，可以防止其“病情”恶化，促使其早日“康复”；对“身患重病”的，及时进行“大手术”，该撤职的撤职，该查处的查处。唯此，这种见怪不怪的“亚腐败”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腐败分子打击力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群众不仅为中央的决心叫好，也更加期待实现真正的天下大治。然而我们在欢呼之后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官员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奇特现象：出事之前，人人都是包公投胎；调查以后，个个胜过和珅转世。
难道所有的贪官腐败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吗？显然不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民众都会指责我们的监察体制。监察制度固然重要，但是靠监察制度来根治腐败，无异于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根除腐败，必须要从腐败的根源上下手，找对病因，才可以对症下药，以做到药到病除。腐败的根源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公务员的工资太低，无法维持日常的开支，那么请问，为什么建国初期相对落后的新中国很少有贪官污吏？当然，刘青山张子善的榜样作用不可忽视，可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领导人的治国理念起到了关键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对人才评判就是德与才。德才兼备者谓之圣人，德厚才薄者谓之君子，才高德寡者谓之小人，无才无德者谓之庸人。圣人是百年不遇的，可是人民对和平盛世的向往是永恒的，所以治国不能寄希望于圣人。那么，政府择人的标准是重其才还是重道德就决定了这个政府会不会得到民众拥护。建国初期，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他们素质相对偏低，但是都是人民从身边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人，所以，虽然他们能力有限，但是工作热忱很高，也很少会在经济上犯错误，因此当时的政府是深得民心，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然而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央政府需要有一些有才华的人出来搅动一池死水，于是，对人才的选择，也就渐渐的向重才能倾斜，甚至喊出了“能者上庸者下”的口号。当然，这个口号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进步意义，让那些尸位素食的人离开领导岗位，也让步入迟暮之年的国企焕发了新生。可是，骑马得天下不能骑马治天下，靠有才无德的“能人”冲击一下低速运转的社会是对的，可是把这些人当作救世主，就有些饮鸩止渴了。由于迷信以经济为中心，对一个人，甚至是一级政府的考量，都简单的用经济数值作为唯一指标，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才高德寡者身居高位，或者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以至于整个社会拜金主义横行，加剧了道德伦理的沦落。让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风行，让这样的人在政府里高谈阔论，让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接受膜拜，不发生贪污腐败，可能吗？所以说，国家兴旺，民族复兴，首先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须要整顿吏治，而整顿吏治，就要从公务员的德行抓起。经常性的为官员“查体”，杜绝“亚廉洁”这才是最彻底的办法。
亡羊补牢绝对不是好办法，在坚固的围墙也不能阻止那些已经混进羊群里的狼，只有把官员的财产状况、家属近况以及所有政绩都公之于众，才能让那些“亚廉洁”的道德先生无处遁形！随着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日益深入，惩治腐败官员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官场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然而，温家宝总理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要真正落实“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承诺，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创造便于人民群众监督的良好条件，营造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宽松社会环境。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当今社会，党员干部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自身“免疫力”不强，可能会不幸“染病”。要保护干部不被侵蚀，除了干部自身通过筑牢思想防线提高“免疫力”外，监督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个别人对监督的认识存在误区。有的同志犯了错误或存在违纪苗头，被组织找去谈话，就认为组织不信任、“无事找事”、“整人害人”。对待这样的同志，有的领导、同事，不是帮助其及时诊治毛病，改过自新，而是以“关心、爱护”的名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出主意想办法帮其掩盖错误、推卸责任、逃避处理，使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滑向深渊。
要确保监督到位，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结合当前开展的学习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加大廉政教育力度，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荣贪耻的意识。
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是惩治更重要还是预防更重要呢？本人认为，预防大于惩治。众所周知《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虽然扁鹊是最出名的，但不是医术最高的，医术最高的却是扁鹊的大哥，因为他能把病治愈在初始阶段。这个故事说明了：治腐和治病是一个道理，预防到位就不会得病，也不会腐败，但预防的过程是一个既费神又费力的过程，并且往往人们不会在意。那么，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有的人会说：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我不否认这个观点，这是在《实施纲要》的框架下的预防，因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改革是动力、惩处是手段。但我认为，最有效的预防腐败方式就是公开。从国家各部委的预算公开，到村务公开、基层站办所办事公开，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各级各部门都在探索公开的途径和有效方式。国家也正在积极探索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也在积极构建一些制度措施。通过公开，可以让群众更好地行使监督的权力，可以让一些存在腐败之心的干部就此止步，可以让人们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以让公权力在“阳光”下健康运行。但在公开的过程中，一定要动真格，对一些半公开、假公开、事后公开和不公开的，必须严惩不贷。